就像美國人比爾·波特在中國尋找隱士和禪宗的軌跡之後，坦言自己前生可能是中國人一樣，比利時人菲力浦·德巴蓋也曾在四川遇到一個老人，算命說他上輩子一定是中國人。
年4月在北京恭王府嘉樂堂，中國嘉德舉辦了“讀往會心”——侶明室藏黃花梨家具展，70多件藏品中有罕見的黃花梨交杌和難得成對的黃花梨四出頭扶手椅，這些藏品的主人就是這位“前世的中國人”。
起先，離明式家具距離最近、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外國人是上世紀30年代，旅居北京的德國學者古斯塔夫·艾克（CustavEcke），他出版的《中國花梨家具圖案》（英文版），稱得上中國明代家具研究的開山之作。20世紀70年代，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家、美國人安思遠（Ellsworth）的著作《中國家具》出版後，在西方掀起了中國家具收藏熱。菲利普說，“那個時候，中國人甚至沒意識到古典家具在收藏上的意義。人們更看重字畫和瓷器。”他自己的收藏也剛好是這個順序。
18歲時菲力浦開始收藏藝術品，他最先看到的東方文化是日本的繪畫。收了一段時間後，有人跟他說，如果你真的喜歡東方的藝術，一定會喜歡中國的藝術。於是，菲利普開始了漫長的“淘汰”——並非淘汰藝術，而是在諸多的藝術門類中找到和他最契合的那一支。從書法到陶俑，再到宋瓷，都是探索著，直到他看到明式家具。西方藏家對藝術品產生濃厚興趣時，會下意識地開始尋找自己的領路人，上世紀80年代，香港是明式家具的集散地，菲力浦很幸運，在開始收第一件藏品之前，就找到了自己的領路人伍嘉恩。
伍嘉恩從年代開始收藏明式家具，年在香港創辦了嘉木堂——這個名字是王世襄取的，起初她只做博物館、行家生意，不與不知明朝家具好壞的人打交道，結果資深收藏家來得更頻繁了，倫敦知名骨董商Eskenazi過去賣家具給伍嘉恩，後來回過頭來要她讓家具給他。就是這個名聲，年菲力浦第一次走進嘉木堂。
“當時他一下子被‘嚇到’了。”伍嘉恩說，嘉木堂是個純白色的空間，牆上只有王世襄先生寫的“嘉木堂”三個字。明式家具的線條在白色的映襯下越發地明晰起來。“一般第一次來的人，都會被震撼，菲力浦待了一會後就開始和家具們說起話來，他會和它們交流。我很驚訝。”
此後，菲力浦的所有藏品都來自于伍嘉恩的引薦，他的收藏非常豐富，有些已經達到了館藏標準。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，菲力浦成了海外最大的黃花梨收藏家。有不少收藏家都提到過一個詞：“相處”。藝術品存世的時間要遠遠長於收藏家，每個能夠擁有它的人都應該珍惜與之相處的這幾十年光陰。
菲力浦在比利時的家原先都是西式的家具，後來明式家具越收越多，他乾脆新蓋了一間房，就按著一個明朝人的家把家具“用”了起來。這些家具在菲力浦的家中履行著家具實用的功能，桌椅床榻，沒有一件是被“供”起來的。王世襄先生給菲力浦的收藏取了中國名字，侶明室，意思是“生活於明”。
年，中國和比利時建交35周年，菲力浦的收藏展是當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動，那次展覽也是王世襄先生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，“本來我們想在公眾開放日之前單獨選一天讓王老來看，他那時候身體已經不是太好，不太出門了，後來他還是決定要來開幕式，我很感激。”
菲力浦和王世襄先生的跨國忘年交能夠結成，除了伍嘉恩的牽線，大概還是因為“侶明室”完成了世襄先生一直想做的事——有一座足夠大的四合院，按古人生活的方式把明式家具置於其中，恢復一個真正的古代文人之家。相處的另一層含義，是嘗試著去理解附著在藏品身上的訊息。菲力浦不會中文，他瞭解中國文化的方式除了和行家交流，就是花大把時間在中國走訪和讀書。從年開始，他去了30多個城市，只為感受中國文化，不是為了尋找家具——中國民間的黃花梨精品少之又少，菲力浦的藏品全部來自於海外。
在讀書和研究的過程裡，菲力浦發現，西方家具受到明式家具影響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北歐一些知名設計師就曾以畢生最經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——丹麥家具設計界的大師威格納的“中國椅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“最早的明式家具是由傳教士帶回歐洲的，第一件明式家具是傳到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那裡，英式家具的椅背也是受了中式家具的影響。”坊間一直流傳的“文人參與明式家具的設計”，伍嘉恩和菲力浦都認為這沒有確鑿的證據。伍嘉恩說，“我們所能找到的文人參與的家具設計就是李漁的時代，那個時候明式家具已經全部定型，家具的設計很複雜，文人很難去改動它定型的結構和工藝。”
菲力浦對明代文人與家具的關係有著自己的思考：“中國古代的家具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關係，文人想呈現一種謙和以及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態度，但是使用的木頭卻是最貴的，這也是很有趣的‘諷刺’。文震亨（文征明的曾孫）所有的家具都是反映精英人士的價值觀念，在視覺上就能得出社會階層的印象，知道什麼是可以坐的，什麼是不可以坐的。東西方在審美上存在很多不同，比如在西方體現一個人的高貴會不斷往上增加裝飾，而中國是減少，Lessismore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