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历史上并没有“红木家具”这种称谓。过去广东人对实木家具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称之为白木家具，一般指用浅色木材（统称杂木）为材质的家具，进口杂木叫洋杂，国内木材叫土杂。另一类大多以木质称谓，如柚木家具、坤甸家具、酸枝家具等以有别于白木家具类。
酸枝家具过去称酸枝家私，近年由于国内市场的习惯，大多把家私改为家具，以方便沟通。酸枝家具是指用酸枝木制作的家具，有钱人家才能购买使用，是名贵家具。人们习惯用“酸枝”就代表酸枝家具，比如常说：“买酸枝就到西来初地”，“他家有很多酸枝好有钱”。酸枝家具原则上一定是酸枝木制作，至于紫檀、黄花梨木，由于民间认识不够，很少流通市场。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外贸部门进口了酸枝木，政府又重组了手工艺生产，成立了“胜利酸枝家私合作社”和“天南酸枝家私合作社”，以酸枝木为原材料加工家具（极少量的花梨木和白酸枝）。外贸部门出口的商品种类是“酸枝家私”，而具体到产品则一定要明确木种，例如：“酸枝葡萄十头床（十件的客厅组），“花梨扇面套几”等等，写准材质，绝不含糊。当时酸枝在北京称为老红木，在上海称花梨木为红木，也是指具体一种木称，绝对没有红木家具这种泛称。
至于“红木家具”这称谓由何而来，据笔者回忆应该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破四旧立四新，打倒“封资修”，酸枝家具作为有钱人家才能使用的资产阶级的玩物要“破”。在抄家时大多数酸枝家具都被清去（广州市多集中在荔湾球场），个别人家即使没清也不敢使用，拆了当柴烧，免惹麻烦，民间也不敢再提酸枝家私了。
但是酸枝家私是国家出口产品，可以创汇，国家还是支持工厂继续生产。当时在广东只有两家企业，一是“广州酸枝家私合作工厂”，另一家在肇庆市。仍然是外贸进口木材经工厂加工生产后由外贸部门收购出口，所以暂没有受到冲击。后来有群众组织对“酸枝家私”这样称谓有看法，认为是“封资修”的流毒，不能使用，要破旧（有如大三元酒家要改为今胜昔酒家一样）。当时外贸部门、工厂、群众组织代表一齐商讨“酸枝家私”，经过多次磋商，有人提出改为“红木家私”，既然杂木家具叫白木家私，那酸枝家私就叫红木家私。酸枝木本有红色，而且这个称谓既革命又与北京称老红木有关联，最终三方都同意用“红木家私”作为出口产品的种类称谓。具体产品一定要注明材质，由于当时酸枝木相对少了很多，绝大多数都以花梨木为材料生产，只有高档的产品才选用酸枝木。
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，由于开放政策，中山有人用新坤甸木制作了一些白身（不上颜色和油漆）的太师椅、贵妃床、简单万字摒沙发，用单车运到市面兜售，人问什么木，（由于酸枝、花梨等是外贸统购的，民间不能进口）回答是红木家具。由于对酸枝家具的怀念，人们都想重温这类型的家具，加之价格不贵（坤甸木便宜得多）可以接受，这类家具因而慢慢盛行。中山市大涌镇等地涌现了大批这类型家具作坊，有用菠萝格木，甚至桉树杂木，油上红色，也大呼是红木家具，糊弄老百姓，至此，市场对红木家具的理解完全混淆了。到后来，只要是中式传统家具染上红色，不管什么木均称为红木家具。由于市场混乱以次充好，愚弄顾客，有关人士和部门界定了“红木”的定义，那已经是后话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酸枝家私也要破，幸而这个出口品种可以为国家创外汇，所以才得以保留，但在设计的内容上有了很大的限制，历史上酸枝家私的题材内容不外是：龙、凤、麟、蝠、寿、喜、福、花鸟、牡丹等，这些都带有旧的意识，当然是破的对象，设计人员都不敢再沾边，甚至有外商要求“双喜”的图案，也被群众组织否决。因此当时多选中性的意思设计，当然也有很革命的题材，如红灯记李铁梅、南京长江大桥、大海航行靠航手等。但出口客商又不大接受，后来，大家都偏向于竹这类题材，雕刻图案多以竹、葡萄为主。结果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季交易会上，大家都戏称“如入竹林”，因为广州酸枝家私合作工厂全部都是以竹为题材。
（本文来源：《广州文史》第七十三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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